遼國佛像雕塑的藝術特色和社會影響

      遼國自太祖皇帝起，世代崇信佛教，對佛教皆采取支持、保護政策。遼國的佛教文化繼承了盛唐時期的佛教佛學，*早淵源可以追溯到唐武宗會昌年間的滅佛運動中，大批佛教弟子、佛教文化及佛教文物流向了河北地區，為當地佛教的蓬勃發展打下了堅定基礎。

唐天復二年（902年），遼太祖于龍化洲修建了開化寺，自此邁出了契丹佛教起始點的大門。918年，“詔見孔子廟、佛寺、道觀?！碧嫣祜@二年（927年），契丹族攻陷女真族渤海部，太祖下令虜獲了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為其修建天雄寺安置。為宣揚佛教，帝室經常前往佛寺禮拜，并舉行祈愿、飯僧等佛事，佛教的信仰逐漸遍布于貴族之間。太宗會元年（937年），遼取燕云十六州，此地原本就盛行佛教，所以逐漸發展為佛教文化中心，晚期時“僧侶，佛寺之數冠北方”。 會同五年（942年），“聞皇太后不豫，上馳入，侍湯藥必親嘗。仍告太祖廟，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說明了佛教的地位。遼太宗及其后諸帝均采取保護佛教的政策，佛教大盛，并有了迅速發展，佛教藝術的發展也蒸蒸日上。契丹政權對佛教的優容遠勝于同一時期的北宋。圣宗、興宗、道宗三朝期間，遼代佛教遂臻于極盛。興宗時“僧有正拜三公、三師皆政事令者，凡二十人，以至貴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為僧尼?！狈鸾痰匚挥纱丝梢?。這一時期是我國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留傳下來的佛寺、佛經及金銅佛像、彩塑數量也很多。

      遼國的佛像極為豐富，各種用途、不同材質的佛像遺跡非常多，有寺廟供像、佛塔浮雕造像、石窟造像和其它散存的不同材質的造像。寺廟造像著名遺存有：山西大同的下華嚴寺主殿薄伽教藏殿內的三十一尊遼塑像，堪稱經典。遼寧省義縣奉國寺的大雄寶殿是遼國佛教建筑的*高成就。殿內“過去七佛”并列一堂，又稱“佛祖道場”。天津薊縣獨樂寺觀世音菩薩塑像，是目前我國國內現存*大的泥塑。雕有佛像的著名佛塔有：北京天寧寺塔，遼陽白塔，義縣嘉福寺塔;內蒙古呼和浩特萬部華嚴經塔、巴林左旗林東塔、巴林右旗慶州白塔、寧城大明塔等。這些塔都在一層或二層，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圍安排有雕刻精美的佛、菩薩、佛弟子、護法天王、力士、飛天、法器、瑞獸等磚雕或石雕圖像，是遼國佛教雕塑極其豐富的遺存。石窟造像主要集中于內蒙古巴林左旗一帶，洞山石窟（有大小石窟100余個）頗多，召廟石窟即是其中較古老的一個。另外，還有一些金銅、石、陶、木等雕塑的小型佛造像，散存于國內外博物館和私人藏家手中。

      遼國佛像因特殊的歷史背景有其自成一派的特色。風格繼承了唐代造像生動嫵媚、婉轉活潑、端莊典雅的遺風，又在具體、精細、繁密中增添了婉麗的風韻。契丹不僅吸收了宋代造像寫實的藝術手法，同時又融入了北方地區的審美情趣和技法。造像的風格更加貼近生活，世俗化味道更加濃郁，群眾更容易接受。更特別的是很多觀世音菩薩像那柔美的軀體和端莊的神情，竟然是由唐以前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轉變而來的，別具一格，具有世俗風韻。這時的佛教藝術，無論從風格還是手法來看，都已是地道的遼國文化和藝術的產物。遼國佛像就其風格而言，主要體現在佛像造型和衣著線條上。

       在佛像造型方面，整體造型可以用“偉岸端莊、平易近人”來概括，但仍殘存著唐末造像的濃厚風格，結合了宋代造像寫實風格，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區傳統的審美情趣及表現技法，特征鮮明、獨具一格。唐代的造像氣勢恢宏，充滿自信。以其代表作品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為例，佛像整體比例勻稱，結構合理，面部呈現出唐代的審美標準，突出豐滿圓潤的面相，眉毛如同彎月，細長娟秀;眼睛半睜半合，目光慈祥如母愛，俯視著腳下孩子;鼻直寬厚與廣額通連，嘴邊微微露出的些許笑意，顯出佛像內心安寧、胸懷博大、充滿自信。其神態莊嚴典雅、溫和親切，一派大悲大智的心懷和氣度;含蓄、似笑非笑的表情略顯嚴肅而不乏慈祥，可近而不可親，給人以端莊崇敬、神秘莫測、不可侵犯之感，是人性與神性完美的結合。宋代的造像以現實界對人入微的觀察為基礎，去捕捉每一位佛教人物的神韻，再用極寫實的手法表現出來，使佛教藝術生活化，以造型準確，形體動作多樣，表情生動而著稱。河北正定隆興寺的大悲銅菩薩像，容貌端莊秀美，面龐豐碩，身材勻稱，高19.2米，但給人的感覺不是遙不可及、高不可攀，而是渾身散發著“人性”的精神，溫柔、善良、慈祥。那充滿不可言說的智慧的眼睛微露，嘴角略帶微笑，極其生動寫實，體現了世俗化、生動化和人間情趣。她是宋代造像*卓越的成就之一。用對稱、均衡的眼光看自然，影響了契丹人的審美主旋律，逐步形成了粗獷豪邁、奔放自然的審美意識，這種審美情趣表現在佛像藝術上，便形成了遼代佛像****的韻味。如遼國玉佛完美展示了遼國特有的粗獷生動又精美寫實的風格。遼國佛像造像肩部寬闊，胸肌隆起，體態豐滿厚實，有北方契丹人特有的剛健氣勢。整體上身偏長不成比例，但造型優美，顯得凜凜堂堂。坐立姿勢有些僵硬呆板，坐像雙膝緊收，站像兩腿筆直。迄今為止*具典型的代表有故宮博物館的釋迦牟尼佛銅像。此外，大同的云岡石窟雖建于北魏等朝，但其*大整修規模在遼國，所以有遼的風格。據《金碑》記載：“遼重熙十八年（1049年）母后再修”“清寧六年（1060年）又委劉轉運監修”。第13窟“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為遼國題記。本尊交腳彌勒菩薩和南壁上層的七佛立像及東壁下層的供養天人，皆為窟中精品。大同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與遼寧義縣奉國寺遼代佛像的主尊佛像非常相似，佛像面形皆為豐圓飽滿，前額寬闊。諸佛像高大、莊嚴、俊秀。菩薩的造像*能顯示出遼國審美的主題。菩薩像多是頭戴類似于契丹貴族王冠的高冠或三葉形寶冠，據考，這種頭冠是遼國契丹貴族的冠飾，在內蒙古和遼寧的遼國墓葬中屢有發現?？梢?，遼國彌勒菩薩的頭冠是來自當時契丹貴族的頭飾，反映了遼國佛教造像與契丹世俗文化的密切關系;再如花冠上垂下的寶繒，它在帽邊綁有明顯的花結，順兩肩垂下后又分段打結，這種處理手法也是遼國菩薩像上常見的特征。下華嚴寺的彩塑菩薩大多頭戴寶冠，且形制不一、非常特別。冠面造型優美生動，很多呈高筒狀，前高后低，上有精美花紋，或鏤空或淺雕，栩栩如生。這種頭冠與遼寧省建平縣張家營子遼墓出土的筒形金冠完全一樣。華嚴寺菩薩塑像是*具契丹民族特色的佛教造像代表之一，完美地體現了遼國造像的整體風格特征。

      在衣著線條方面，遼佛像諸尊之造像皆以釋迦牟尼佛之形象為基本，即采取出家形態：上身著法衣，且法衣之式樣有通肩及袒肩之區別;下身為裙衣，沒有帶襻的裝飾，無瓔珞等嚴身之具，只有以帶束衣成褶。衣紋有兩點特色：一是衣紋質感較唐代明顯強烈。唐代造像大多是對真實衣紋做過裝飾性處理的，有著強烈的線條流動之感。如敦煌石窟唐代女彩塑和唐代佛像，衣紋質感柔和輕薄，下垂的衣裙體現了線條的流暢、衣紋的質感。遼國佛像衣著除這些特點外，*大的表現便是衣紋質感比唐代明顯強烈。下華嚴寺的合掌露齒菩薩，就是遼國觀音的常見樣式，也是遼國塑像中*為生動的造像之一。天衣橫披，錦帛繞臂，胸前飾瓔珞，下身著長裙。衣飾的風格與宋代菩薩像大致相同，臂處飄帶宛如真絲，環繞身體垂于膝蓋下，線條流利，質感強烈。長裙上的褶皺雍容華貴，又找不出一絲多余。衣紋整體塑造上有重有輕，有緩有密，簡單不失隆重，繁密不失高貴，瀟灑自然，平民化又不世俗化，較之唐代衣紋質感更加強烈，體現了鮮明的時代風格特點，獲得了郭沫若“東方維納斯”的高度贊賞。二是獨有的曲蛇狀衣紋。遼國金銅佛像的衣紋線條，在小腿部都有生動的彎曲似小蛇般的線條，并且這種線條極為相似，這就是曲蛇狀衣紋。這種衣紋是不是僅遼國所有呢？應縣木塔的塑像上發現了這種衣紋，**層西壁壁畫中也發現了多處，無論是腿部還是袖口都很明顯。據考證，這種表現手法廣泛流行于遼國時期的華北地區。不過這種衣紋也不是所有的遼像都具備，比如多寶千佛石幢上的浮雕造像和遼中京大定府址出土石造像就都不具備?？v觀我國佛教歷史造像，除遼國之外均無此種曲蛇狀衣紋。因此，雖然不可以曲蛇狀衣紋作為標準來檢驗所有的遼代造像，但是凡具備此種衣紋的佛像都可考慮為遼國所作。具有這個特征*明顯的是華嚴寺薄伽殿內趺坐菩薩，其腿部上有明顯的曲蛇狀衣紋。

      遼國佛像遺物內容豐富、風格獨特，不僅在我國佛教藝術中有重要地位，而且對遼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都產生了深刻影響。遼國對佛教的篤信也更加深入地體現在遼國家庭生活中，這種影響可歸納為：一、契丹人建國前過著食獸肉、衣獸皮的生活，長期的殺伐使契丹人變得野性，信奉佛教后思想有了很大變化，行善積德、報恩盡孝這樣的觀念成為主流。二、在家庭財產的處置上，有私人捐資修建寺院、佛塔的現象出現。三、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居家念佛、誦經者，他們都相信真心信奉佛教會帶來平安、洗凈鉛華或是贖去罪惡，佛教的觀念深入人心。四、在生活習俗上，有的用佛號給孩子取名、婦女們畫佛妝、節日慶典遵佛誕等在當時是值得驕傲的事情，漸漸成為一種時尚。遼國舉國信奉佛教的程度可見一斑。另外，因為遼國統治者推行漢制國策使佛教更加深入社會，同時契丹人的篤信佛教思想又使得胡漢文化更加融合，這種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關系，必然使得遼國的佛教文化尤其是佛像造像獨樹一幟，成為我國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